作为一个作家，失去写作的权利对我来说不啻于被判处死刑。
我请求将这一判决改为从苏联驱逐出境。
在国外我的处境将会很艰难，因为我不会投身于那里的反动阵营。
编者按：札米亚京（1884－1937），俄国作家，出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列别江市。自幼爱好文学，却于1902年考入彼得堡综合技术学校攻读造船专业。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活动，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两次被捕。1911年发表中篇小说《省城轶事》引起文坛的注意，后因发表小说《在遥远的地方》险遭沙皇政府指控。十月革命后积极投身文学工作，开设文学讲习班。出版了《北方》、《岛民》等作品。作为“国内流亡者”（托洛茨基语）屡屡受到左派评论家的攻击与指责。1927年其长篇小说《我们》的俄文版在西方面世后，作家在国内的处境日趋恶化，遂于1931年上书斯大林申请出国，经高尔基斡旋得准。1937年病逝于巴黎。现摘登此信，以飨读者。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一个被判处极刑的人——这封信的作者——请求您予以减刑。
您想必知道我的名字。作为一个作家，失去写作的权利对我来说不啻于被判处死刑。而目前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我无法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因为如果不得不屈身接连不断并且逐年加剧的打击迫害的阴影下，那么任何创作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丝毫不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我知道，在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间我笔下的一些东西可以构成攻讦我的口实。我知道，我有一个惹人不快的习惯，不会在特定的场合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讲自己认定的实话。特别是我从不隐瞒自己对文学中的卑躬屈膝、奉承讨好和见风使舵现象的态度：我过去认为——现在也坚持认为——这种作法不仅贬低了作家的人格，同样也有失革命的尊严。我是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艺术之家》杂志，1920年第一期）以一种让很多人觉得很尖刻、很难堪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的。在当时正是这个问题成了引发报刊杂志对我发动口诛笔伐的信号。
从那时起，由于各种原因，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最终导致了我称之为妖魔化的后果：正如从前基督教徒们为了更方便地将一切罪恶具体化而创造了魔鬼这一形象一样，批评界将我视为苏联文学界中的魔鬼。既然向魔鬼吐唾沫被认为是行善，于是所有人都尽其所能地来唾弃我。在我出版的每一篇东西中都必定能找出点什么魔鬼般恶毒的阴谋。为了找出这一阴谋，他们甚至丝毫也不脸红地赐给我预言的天赋。比如说，我有一篇童话故事（《上帝》）发表在《年鉴》杂志上，这还是1916年的事。可某位批评家竟然能想方设法从中找出我“对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革命事业的嘲讽”；在我于1920年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中（《埃拉兹姆修士》），另一位批评家（马什比茨·韦罗夫）发现了“一则讲述领袖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变聪明了的讽喻故事”。不论我的任何一篇作品的实际内容如何，只要有我的姓名就足够为它们定罪了。不久前，在今年三月，列宁格勒州书籍出版事业局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使得在该问题上再无任何疑义：我为“科学院”出版社校订了谢里丹的喜剧剧本《造谣学校》并撰写了一篇介绍作家生平与创作情况的文章；当然，在这篇文章里没有、也不可能有我炮制的任何谣言。但是州书籍出版事业局不仅禁止登载这篇文章，而且还禁止出版社提及我这个译文校订者的名字。只是在我向莫斯科方面呼吁后，而且显然是在书籍出版事业总局开导他们不该这般幼稚地公然采取此类行动后，出版社才获准登载这篇文章，甚至可以使用我那罪恶的名字。
援引以上这一事实是因为它能以极其坦率的、可以说是化学实验般清晰的方式表明他们对我采取的态度。在此我还想在诸多事实中再列举一件。这已经不只是涉及到一篇无关痛痒的文章，而是关系到一部规模较大的剧本。我在这个剧本上花费了几乎三年的心血。我曾一度确信我的这个剧本——悲剧《阿蒂拉》——能够让那些热衷于将我视为一个黑暗势力代表的人最终哑口无言。我的这份自信似乎拥有充分的理由。剧本曾经在列宁格勒大话剧院艺术委员会的会议上朗读过，出席会议的有列宁格勒十八家工厂的代表。以下是他们的评论摘录（援引自1928年5月15日的会议记录）。
沃洛达尔斯基工厂的代表：“这是一位当代作家创作的剧本。他在剧本中处理的是古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主题，这一主题是符合当代现实要求的……剧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批驳了所谓当代戏剧艺术无法推出优秀剧目的非难……”列宁工厂的代表指出了剧本的革命性，认为“剧本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令人不禁想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剧本带有悲剧色彩，情节极为丰富，将会把观众牢牢地吸引住。”
水力工厂的代表认为“剧本中的各个环节都是非常充实有力和引人入胜的”，并且建议将其安排在剧院建院周年纪念日上演。
就算工人同志们有关莎士比亚的那些赞辞说得有失分寸吧，但无论如何，就连马·高尔基也曾撰文指出，他认为这个剧本“无论在文学性方面还是在社会性方面都具有很高价值”，“剧本中蕴含的英雄主义格调及其讴歌英雄精神的剧情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都是最有益不过的。”剧院准备上演这部话剧，剧目审查总委员会也已批准，可随后……它被呈献给那些给予它如此好评的工人观众了吗？没有：随后，剧院的排练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尽管已经在海报上登出了预告，但剧本却在列宁格勒州书籍出版事业局的坚决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的悲剧剧本《阿蒂拉》的厄运对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个悲剧：在此之后我彻底看清楚了任何试图改变我的处境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更何况不久后又爆发了由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和皮利尼亚克的《红木》所引发的著名事件。为了消灭魔鬼，不用说，任何颠倒黑白的伎俩都是允许的。于是在九年之前的1920年完稿的一部长篇小说就被当作我最近的一部新作和《红木》摆到了一起。随之发动了一场在苏联文学界中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迫害活动，甚至连外国报刊对此都作出了反应。人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绝来封杀我继续工作的任何可能性。我被自己昔日的朋友们和各出版社、剧院视为洪水猛兽。在各个图书馆里我的书被禁止外借。我的剧本（《跳蚤》）已经连续四个演出季节在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长演不衰，现在却被从上演剧目中撤消了。“作协”出版社印行我的作品选集的工作也被暂时中止。任何试图发行我的作品的出版社都立即为此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作协”出版社、“土地与工厂”出版社、特别是“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均身罹此祸。这最后一家出版社在此后的一年里仍然甘冒风险保留我的编委会成员资格，并且敢于利用我的文学工作经验，委托我对年轻作家——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进行修辞方面的校对工作。今年春天“拉普”列宁格勒分部终于得以将我逐出该编委会，并且阻止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文学报》得意洋洋地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直言不讳地明确补充道：“出版社应当保留，但不是为了札米亚京分子。”对札米亚京来说，通向读者的最后一扇门也被关闭了：对这个作家的死刑判决已然公布了。
在苏维埃的法典中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即使我真的罪无可赦而且当予严惩，我想，事情终究还没有严重到要剥夺我的文学生命的地步。因此我请求将这一判决改为从苏联驱逐出境，并允许我妻子陪同。如果我无罪，我请求准许我和妻子一同暂时出国，哪怕只去一年也好。这样，只要在我们的文学界里可以只为伟大的思想服务而不必向小人折腰，只要在我们这里对语言艺术家的看法稍有转变，我就可以立即回国。而这一天，我坚信，已经不远了。因为在成功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后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建设上层建筑——真正符合革命事业要求的艺术与文学——的问题。
我知道，在国外我的处境将会很艰难，因为我不会投身于那里的反动阵营。我过去的经历是以证明这一点（在帝俄时代我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曾经入狱，两次遭到驱逐，大战期间因发表反军国主义的小说而受到法庭指控）。我知道，既然我在这里由于又凭良心而不按命令写作的习惯被宣布为右倾分子，那么在那边大概或早或晚我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被看作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在那边即使条件恶劣到极点我也不会被迫保持缄默。在那边我将能够进行写作和发表作品，哪怕不是用俄语。如果因环境所迫我将不能（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继续作一名俄语作家，也许我能像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一样暂时成为一名英语作家，何况我已经用俄语创作过描写英国社会生活的作品（讽刺性中篇小说《岛民》等），而用英语写作对我来说要比用俄语稍难一些。伊利亚·爱伦堡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很久以来主要是为欧洲文学界工作的，他将苏联作品译成外文。为什么能允许爱伦堡做的工作就不能允许我去做呢！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名字：鲍·皮利尼亚克。他和我遭遇相同，和我一同分担了魔鬼这一角色，是批评界攻击的主要对象。但是他获准出国旅行以便在遭此陷害后能得到休息调养。为什么能允许皮利尼亚克出国却不允许我呢？
我能够为自己的出国申请找到更加司空见惯的，不过也同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摆脱慢性（结肠炎）的长期困扰，我需要去国外就医；为了将我那两部已经译成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剧本（《跳蚤》和《受人尊敬的敲钟人的社会》，这两出戏曾在苏联的剧场中上演）搬到舞台，我同样需要亲自去国外操办；此外，拟议中的这两部剧本的演出计划使我有可能不必麻烦财政人民委员部发给我外汇。所有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我不想隐瞒，我申请批准与妻子一同出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走投无路，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被判处了死刑。
其他向您求助的作家们从您那里得到特别的关照，这使我相信我的请求也能得到满足。
1931年6月
（摘自叶甫盖尼·札米亚京《我们》，基什尼奥夫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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